政策图像的力量与局限性：利用视觉效果有效沟通复杂问题 (图解政策的概念)

引言

政策是复杂的问题，通常难以向公众清晰有效地传达。政策图像可以成为有效的工具，帮助政策制定者和沟通者以更具吸引力和可理解的方式传达政策概念。

政策图像的力量

直观沟通

政策图像可以将复杂的概念分解成视觉元素，使它们更容易被非专家理解。例如，一张图表可以显示不同政策选项的成本和收益，或者一张流程图可以说明政策的实施步骤。

引发情感共鸣

精心制作的政策图像可以引起情感共鸣，鼓励公众支持或反对特定政策。通过使用色彩、形状和图像，政策图像可以激发希望、恐惧或同情等情绪。

增强记忆力

视觉效果往往比文字更能被人记住。通过将政策信息与引人注目的图像联系起来，政策图像可以帮助提高公众对这些信息的记忆力。

政策图像的局限性

过度简化

政策图像可能会过度简化复杂的问题，忽略重要细节。因此，在创建政策图像时至关重要要保持准确性和透明度。

误导性

政策图像可能会被误导性地用来操纵或宣传特定议程。使用错误或不完整信息来创建政策图像可能会导致公众误解或错误信息。

文化特异性

政策图像可能因文化而异，导致误解或冒犯。政策图像的创建者必须考虑图像的受众，并确保他们熟悉图像中使用的符号和隐喻。

有效使用政策图像

• 明确图像旨在传达的信息。
• 使用清晰、简洁的语言和图像。
• 在图像中使用准确和相关的信息。
• 考虑图像的文化背景。
• 使用图像作为补充工具，而不是替代文本信息。

案例研究

这张图表是一种有效的政策图像，因为它清晰简洁地传达了一个复杂的信息。它使用易于理解的图表，并避免使用模糊或技术术语。

结论

简析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政策分析是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大进步。 像政府这样庞大的实体收集各种各样的数据，其中许多都应该遵循数学方法。 但这种方法在很多方面也有缺陷。 定量方法数字的确是有用的，并且还能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但是公共政策对此强调的有些过多。 形式上的数学方法很容易受到指责，认为它不切实际地运用于政策和政治的领域，而且政治问题也不必像严格的数字所要求的那么理性。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应用数字，而在于它的抽象程度远远超出任何可想象的政策问题。 没有人会试图将那些政策分析能起到良好效用的领域——例如有关交通问题的研究领域——与那些常常争论不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领域——如福利领域——区分开来。 作为一套适用于所有领域的技术，若采用推销或强行推销的方式，实际上可能会降低该技术在本应有一定意义的领域中的运用效果。 数字在最抽象的层次上发生效用的仅仅是某些政府领域。 独立的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学自创立后出现了从其渊源的公共行政学分离出来的趋势，对于热心的研究者而言，这是很自然的。 现在它已有独立的专业刊物和独立的学术会议，虽然它和公共行政有共同的渊源，却明显缺乏共同之处。 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必要的。 一旦这种不切实际的分离观被放弃，那么，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之间就无法划定一个明显的界限；同样，在政策和行政之间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但学科的独立产生了其他一些影响，它在官僚制组织中创立了与其他工作几乎没有共性的职业群体。 在有些机构中，受过公共政策训练的人可能会出人头地，而在另外一些机构中，受过公共行政训练的人则会脱颖而出。 若没有这种明显的分化，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 过度强调决策实际上，管理者根据分析过程进行决策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这也意味着对公共政策所提供的训练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那些较为深奥的技术训练方面。 成功的管理者与其说是一个分析家，不如说是一个组织者；与其说是一个技术专家，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官员。 政策分析并非像假定的那样通过分析可以获得唯一的最佳结果，而是存在一系列的可能方案，每一种方案根据可接受程度有其自身的成本与收益。 公共政策模式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个性。 从公共管理者的角度看，可能更看重于政治的和人际关系的因素。 没有运用或运用欠缺尽管存在大量关于政策分析和各种方法的著作，但也并没有证据表明上面提出的那些正式的方法确实已得到采用。 或者说，即使它们曾被遵循，但现在没有被遵循。 事实是，“许多关于公共决策的研究都是非常概括和抽象的，并远离政府的实际运作”(Lynn，1987，p．13)。 除了决策之外，日常的管理活动还包括其他因素，并且公共管理者所从事的工作“大部分不能适用技术分析，只有少部分才能适用”(E1more，1986)。 实践中并不存在“正确无误”的决策方案，而试图发现唯一的方案则等于接受了公共行政的过时的“最佳工作方式”的思想。 在官僚制组织中，与大学中的公共政策教学大纲相反，政策分析似乎并没有通过相关的验证。 当然，也有些职位是为公共政策分析人员设计的，任职者可能是受过正式政策训练的人，但也可能不是。 上级不断地要求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并且要求快速组织和撰写报告。 从事正式分析的人员数目不仅较少，而且正在下降，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绩效明显地得到了提高。 理性模式在帕特和斯普林格所说的政策研究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明显地遵循了理性模式；但此后在政策研究的第三阶段就发生了改变。 林德布罗姆对这一理性模式做了较为充分的描述(Undblom，1968，p．13)：．面对一个既定的问题；．理性人首先在其头脑中确定他的目的、价值或目标，继而进行分级排列或对它们加以组织；．然后列出实现其目标的所有可能的重要方法或政策；．并又调查各种备选政策所产生的所有重要的结果；．在这一阶段，他能够将每一项政策的结果与目标进行比较；．这样可以选择结果与目标最相匹配的政策。 这清楚地表明了政策的目标之所在。 西蒙的著作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Simon，1957)，一个完全理性的决策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决策。 个体不是做出一个完美的决策，而是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许多小的、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选择最令人满意的备选方案，避免出现不必要的不确定性，按照适当和有效的行为标准采取行动。 这意味着“尽管个体是趋向理性的，但他们的理性受到有限的认知和情感能力的制约”(Lynn，1987，p．84)。 在“第三阶段”，政策分析常常警告人们不要过分依赖理性模式。 例如，巴顿和萨维基(Patton and SawicU，1986，p．25)指出：如果理性模式能够得以遵从，则许多理性决策必须进行修正，因为它们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 一个理性的、逻辑的和技术上可行的政策可能因为政治体系的不接受而不能被采用。 数据本身通常并不会讲话，好的思想并不总会被采纳。 分析人员和决策者不断地面临着技术优越性和政治可能性之间的冲突。 此处有两个问题。 首先，巴顿和萨维基模式显然类似于林德布罗姆的理性模式，尽管他们反对这样的说法。 其过程中的步骤是完全理性的：根据价值利益做出决定；提出备选方案并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案。 他们确实考虑到价值利益的最大化，正式的理性模式也是如此。 是其所遵循的各种步骤的逻辑性决定了理性，而不是假定决定了理性。 其次，由于被更为严密的经济学理性模式所超越，政策分析已经退化成一个空架子。 公共管理方法的关键的理论基础乃是私营部门管理和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它主张与经济效益有关的利益最大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政策，这比政策分析的理性模式更深入了一步。 经济学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公共政策制定，这是正式政策分析的一部分还是属于某些独立的领域，对这一点仍有争议。 假设公共政策人员来自于政治科学，它是较为独立的，并且属于一个十分不同的知识背景。 一种有缺陷的科学模式对于政策分析所赖以立足的科学基础，人们可能存有更大的争议。 当然，任何科学实践，一定要有所要遵循的科学概念。 我们有理由认为，公共政策分析是建立在有缺陷的或至少是老式的科学模式基础之上的。 如上所述，经验主义方法——它从政治科学中派生出来——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在于收集数据的技术被广泛认同，大多数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得的。 利用计算机软件处理数据的方法很快得到普及，并且以公共政策分析名义的所作所为使政治科学方法在政策领域中取得了一定进展。 然而，这也意味着政策分析依赖的科学理论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科学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是相同的。 如前所述，帕特和斯普林格在其著作中曾提出第三种科学技能的概念，从中可以得到产生这一问题的线索(Putt and Springer，1989，p．24)。 这就是“信息分析技能指导分析人员从经验证据中得出结论”，这个问题无论是在政策分析中，还是在作为其理论来源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中都是很关键的。 20世纪后半叶，大部分科学哲学一直都对各种数据无法得出结论的现象十分关注，这就是归纳科学固有的缺陷(Po叩er，1965)。 大多数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收集数据或抽样调查就使用归纳法，即它是基于大量收集信息就能进行推理的理念。 波伯和其他人认为，这种做法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不行的，并由此推断，建立在归纳过程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也存在严重的缺陷。 尽管存在批评(例如，Deleon，1997)，近年来经济性公共政策的绝大多数成功明显使用的是演绎法，即它是基于预测理论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能够发现那些支持预测的证据，就可支持该理论。 即使理论没有得到证明，它也能继续有效，因为它不能被证伪。 作为归纳和演绎方法存在差异的例证，我们可以用前面提到的交通问题来考察二者的不同。 在交通拥挤的问题上，归纳方法会涉及：收集有关交通条件的数据，弄清这些数据所代表的意思并且从中得出结论。 演绎法或公共选择方法则会假定，存在某种人们想最大限度实现的利益；在交通问题中，这种利益可能是时间，因此就可能会作出预测：当人们试图将用于交通的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时，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这种预测并不试图得出关于行为的解释，而只是作为假定。 非民主化在遵循理性模式对事实进行分析并得出最佳的可能性结果时，这种方法常常是不民主的——除非解决方案正好与目标对象和更广泛的政治体系的需求相一致。 而这种情况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登哈特认为，政策分析人员典型地将技术方案运用到突发事件的解决中去，并且“在此情况下，作为公共决策制定的基础，对技术的关注将取代对政治和道德的关注，从而标准化问题将转化为技术性问题”(Denhardt，198l，p．631)。 因为有不愿接受技术解决方案的人参加，甚至如公路位置等小问题都很少会由技术方案决定。 如果不是将那些通常是不民主的技术方案强加给人们，则应该有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干预。 正如德利翁(deLeon，1997，p．100)指出的那样：“政策分析的传播者很少会因为对政府，进而对民主制度的信任的低落而灰心丧气，因为民主制度如果不是通过具体的计划，也是通过程序来实现个人偏好的。 ”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1. 财政政策的局限性：①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出效应”②在竞争性部门中，政府投资效率不如民间投资，影响社会总投资效率。 ③长期使用财政政策会抑制民间投资积极性。 2.货币政策的局限性：①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必须以货币流动速度不变为前提。 ②通胀时紧缩的货币政策比较有效，而通货紧缩时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 ③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影响政策效果。 3.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 4.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抑制通胀、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等。 希望能帮到你~~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论文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论文篇一

《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

【摘 要】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财政支出扩张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种因素约束，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支出 扩张 协调配合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财政支出扩张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种因素约束，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当货币政策已发挥出刺激需求作用时，可考虑压低财政支出扩张度。

参考文献

[1]李超.财政与我国金融稳定关系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2]李�.财政赤字观和美国政府债务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1(9)

[3]徐唐先.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几点思考[J].中国财政，2011，(18)

[4]闫坤、于树一、刘新波.世界经济困局下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宏观经济研究，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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